《砥柱铭》“假拍”风波真相是媒体炒作？

 

   

  

   8月21日，北京的《华夏时报》发表了长篇“打假”文章:“《砥柱铭》4亿元天价疑局——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成交价8000万元，律师呼吁北京保利公示信息”。该报记者本着打假英雄舍我其谁的无畏精神，深入收藏界“可靠渠道”，紧紧抓住《砥柱铭》在拍卖后的纳税额这一核心，从北京东城区工商分局获取翔实资料，而且还追踪了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成立五年来的历年税收情况，甚至调查了公司负责人“z先生”行业和家庭背景情况……

    文章一出，天下哗然。记者站在维护社会利益的立场，撰写出证据如此丰富、思路如此严密的文章，而我们又身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网络传播的速度何止一日千里，俗话说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”，于是这篇文章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《砥柱铭》的“假拍”风波由此产生。

    “假拍”风波影响面之广，本人有着深切的体会:自从这篇“打假”文章发表以后的十天间，与北京的收藏界朋友见面，大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你知道吗，《砥柱铭》真实成交价格其实才八千万！”——这让我回想起数十年前中国人见面的问候语“你吃饭了吗？”一样频繁，多少带着黑色幽默的味道。不止是在北京的收藏界，还有国内各地，甚至远在香港、纽约、大阪和温哥华的朋友也来询问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“假拍”恶气，臭浪熏天，犹如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！

    “假拍”事件为何令人震惊？

    《砥柱铭》的拍卖，出现在今年6月3日北京保利春季大拍的夜场上。恰巧，本人也参加了这场著名的拍卖会，所以也成为《砥柱铭》拍卖的目击者。其实，拍卖场上的目击者往往并不重要，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只是事件的表象。

    《砥柱铭》“假拍”的震撼力为什么来得如此迅速、强烈而广泛？我的理解至少有四大原因:

    1.《砥柱铭》是我国北宋四大书家之一黄庭坚的名迹(尽管有学术争议)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贵的艺术品。《砥柱铭》的现场槌价是3.9亿元人民币，加上12％的佣金，其总成交价是4.368亿元，一举打破了此前由元青花《鬼谷下山罐》所保持了五年之久的中国艺术品最高成交纪录(元青花《鬼谷下山罐》，是在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卖成交，当时的成交价折合人民币2.3亿元)。在经济社会里，经济的力量力大无比，最贵的艺术品金光闪耀，往往会被人们误以为就是最好的艺术品，这种错误观点普遍存在于收藏圈外。这就是《砥柱铭》“假拍”之所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首要原因。

    2.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，北京市场异军突起，成为世界第四大艺术品交易平台，特别是经历了金融风暴之后，中国市场一枝独秀，大有赶超欧美和香港的势头。尤其在涉及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上，北京市场的力量不可小觑，天价迭出，其本质是争夺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。由于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接近4亿(中产阶级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市场发展水平的最坚实的基础)，事实上，世界各地拍卖的中国艺术品的买家，也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，或者是华人。这也是世界关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。

同时，陈主任也坦陈，“购买《砥柱铭》的货款并没有全部到账。因为4亿的资金量，对于任何收藏家个人或机构，都需要一定的筹款时间，我们已经与买家达成了付款的协议。”对于大标的拍卖品的分期付款，是行业惯例，中外皆然。

    所谓《砥柱铭》“假拍”风波的真相，却原来竟是如此的简单明了，因为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在《砥柱铭》的拍卖活动中，就根本不存在“假拍”！

    针对《砥柱铭》拍卖的打假，又让我们感受了一次黑色幽默。

    一次有严重瑕疵的新闻质疑

    回头再读《华夏时报》的相关报道，发现疑窦丛生，我以为需要媒体反思的地方实在不少。

    1.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闻来源，媒体一定要履行切实核实内容的义务，不可偏听偏信，否则就容易产生误伤现象。而这篇所谓的“打假”《砥柱铭》的报道，基本线索几乎全都来自于类似“业内资深人士”、“业内人士”、“内幕人士”这样像影子一样的人物。事实上，混迹于艺术品市场里的所谓“业内资深人士”比比皆是，他们道听途说，然后添油加醋，凭空想象，胡说八道。甚至有些利益相关者的攻击性言论，记者更应该小心求证，一旦偏听偏信，就很容易给那些合法的经营者造成严重伤害，而《砥柱铭》“假拍”风波就属于这类事故。

    2.舆论批评首先要对事不要对人，等到把事情调查清楚了，你再揪出造假的人也不迟，而不要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，你就先来一闷棍，打了你再说。这样很容易给那些无辜的人造成伤害。这也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。比如在这篇打假文章中，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保利执行董事z先生，说他“精于谋算、作局”，甚至还扯到了他的父亲。其实谁都知道，这位z先生就是赵旭。事实证明，保利拍卖《砥柱铭》并没有“假拍”，而如此这般含沙射影地指责赵旭先生，的确不应当——且不说赵旭没有参与这次“假拍”，假使真的参与了，也与他的父亲无关。

    3.打假批评报道，一定要适时适度，否则很容易给同行业造成不必要的猜忌和伤害。如今的拍卖企业，利益攸关，竞争激烈，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，出了这样一篇错误的打假报道，往往让人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受了利益相关方的蛊惑？我愿意相信这不是事实，而是记者出于肩负社会监督的责任心使然，但是从结果看，良好的动机与实际效果背道而驰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。

    幸好，由我国著名财经名记水皮先生担任领导的《华夏时报》，及时发表了后续报道:《北京保利澄清“假拍”说》，表明了保利拍卖《砥柱铭》并没有“假拍”的事实。亡羊补牢总是件好事，但由此给保利带来的伤害、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却不会到此为止。